目前已公布税额的省市中，北京、上海、山东收费标准居前三，其中北京按照《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的最高上限确定为收费价格。据了解，此前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和水资源保护投入的金额远远大于排污费的收入，难以体现“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上海表单上的收费标准为2018年，而2019年将更加严格。山东、四川等经济大省的环保税标准亦为最低标准的3-5倍。

 

       此前，与北京相邻的河北在《税额方案（草案）》中表示，将主要污染物税额标准按地域分为三档，税额标准最高的为大气主要污染每当量9.6元，水主要污染物每当量11.2元，最低的分别为4.8元和5.6元。在每月的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报告中，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最后10位城市几乎每次有一半以上为河北省。

 

       此外，宁夏、甘肃、江西、吉林等8省（自治区）环境承载力相对较强的地区“平移”原排污费标准，云南、福建、山西、广西、湖北等部分省适当上调。这一举措实施后，会对污染企业和环保企业造成什么变化呢？

 

 

       “费改税”的目的在于鼓励污染企业少排污染物，多排多付税，少排少付税。这势必带起新一轮的治污或淘汰浪潮，尤其在收费标准较高的地区。

 

       随着排污收费标准的提高，污染企业要做出选择，要么直接缴纳排污税，要么加强企业治污力度，又或者搬移到环境污染承载力相对较高的地区。

 

       对于大型有实力的污染企业而言，一般选择加强治污力度。因为短期而言加强治污力度短期投入高于直接缴纳的排污税，但若从长远考虑，治污成本平摊下来实则低于长期缴纳的排污税。而且，环保税还增加了减排税减免办法，低于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按一定比例征收环境保护税。污染企业还能赢得一个环境友好型的名声，整体合算下来，治理比较划算。

 

       而对于“散乱污”的小企业，搬迁到收费标准低的地区可行吗？首先，搬迁成本亦不低，更重要的是不少省份如云南省23018年收费标准偏低，但是已明确2019年将提高收费标准。

 

       甘肃省人民政府明确表示，为了增加税收对污染物排放的约束，要根据全省生态保护现状、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环境承载能力和污染物排放情况的变化，适时提出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上调方案。收费标准并非一层不变的，减少排污才是硬道理。

 

       因此，“费改税”最后的结果是促使污染企业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及清洁生产过程，环保税成本才能降下来，产品价格更有竞争优势，才能将那些高污染、低效能的企业挤出市场。

 

 

       “费改税”通过对污染企业的改变，又间接影响环保企业的市场。

 

       首先，监测行业。企业的排污数据决定着企业是否能够减税、或者需要缴纳多少税，这都需要在线监测设备的监测或者第三方检测服务。

 

       其次，更加专业的环保企业。随着治污力度的加强，不少省份对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以及化学需氧量、氨氮和铅、汞、铬、镉、砷等五项重金属征收更高的环境保护税，这就要求环保企业拥有更加专业的技术来实现污染的减排。同样，“优胜劣汰”的生产法则环保企业从小散乱、低水平向规模化、规范化转变。

 

       以危废领域为例，据悉危废寡头东江环保的市场份额仅占3%，不少市场被有危废处置能力的小型环保企业所得，另外大概七成的危险废物由产废单位自行处置。当实施《环境保护税》时，那些不合规范不达标的部分将被淘汰，包括产废单位及拥有危废处置能力的小型环保企业。这样以来，环保市场的份额将逐渐转移至更加专业化、规模化、规范化的环保企业手中。